從蘇伊士運河戰爭看川普政府在中東的戰略盲點
2026/10/25 上報 / 張良任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對埃及發動軍事攻擊；次日英國與法國聯軍依三國的密約，對埃及展開軍事行動。這場戰爭，後來被稱為「第二次中東戰爭」，也成為觀察軍事勝利如何會轉化為戰略失敗的重要案例。
這場戰爭的導火線是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計畫收回蘇伊士運河的所有權。這條運河不只是重要的國際航道，更是國家主權、石油運輸與大國權力交會的戰略樞紐。納瑟在1956年奪取埃及的總統大位之後，希望能掌控運河的控制權，並將運河的收入作為興建亞斯旺水壩的資金來源，並藉此彰顯埃及的獨立自主地位。
英國與法國認為，運河國有化不僅損害其經濟利益，也挑戰兩國在中東的地位與勢力範圍；以色列則認為會威脅到它的安全與出海口。三國在秘密會談中約定，由以色列先發動第一波攻擊，英、法再以維持運河航行安全為由介入。這場戰爭表面上是軍事行動，背後卻是殖民利益、國家安全與地區權力競逐的交錯點。70年過去了，回顧這一場由英、法、以色列三個軍事大國聯合對埃及的軍事行動，雖然在戰術上取得不錯的成果，但在戰略與外交上卻遭到挫敗。
這場發生在70年前10月的戰爭，對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純粹就軍事與戰術角度來看，三國的聯合軍事行動，不但效率高，而且非常成功。在短時間之內，以色列軍隊在戴揚（Moshe Dayan）將軍的指揮下，擊潰埃及的部隊，佔領整個西奈半島及加薩走廊，也控制了南部的蒂朗海峽，解除埃及對阿卡巴灣（Aqaba）的封鎖，為以色列打開紅海航道。
英法聯軍以壓倒性的空中優勢，一舉摧毁埃及的空軍，傘兵及地面部隊、坦克大軍一路順利挺進,佔領了塞德港（Port Said）與富阿德港（Port Fuad）這兩個重要的埃及港口，控制了蘇伊士運河北端的樞紐。
然而，英、法、以色列三個國家的軍事行動未帶來預期的政治成果。成功的軍事行動最後卻以失敗告終。三國的秘密協定，使得英法兩國在聯合國與國際法層面陷入極度的被動，不僅引來全球強烈譴責，也遭到國內輿論的強烈反對。美國總統艾森豪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透過聯合國施壓,威脅將以色列逐出聯合國，並對英、法祭出經濟制裁、金融杯葛，英國與法國終於被迫撤軍。美國運用外交、金融工具，達到比軍事行動更高效的結果。這一點是川普是無可比擬的。
戰後，英、法這兩個老牌的殖民大國退出中東的勢力範圍,象徵歐洲帝國主義的沒落，美國取而代之，實質取代英法成為中東穩定的擔保人。表面上的勝利，實則使美國從此深陷中東泥淖。美國以反殖民姿態逼使英法撤軍，贏得阿拉伯世界的短暫好感，卻嚴重損害了與歐洲核心盟友的關係。這也種下了美國在過往70年在中東地緣政治困境的遠因。
西方強權以戰爭手段打擊埃及總統納瑟，結果卻適得其反，不但未能奪取蘇伊士運河，推翻納瑟，反而使他變成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英雄，激化整個中東的去殖民化與反西方的情緒。戰術上的勝利帶來的卻是政治上的困境。
這場戰爭所顯示的是：大國最危險的戰略錯誤,不一定是低估敵人的軍事實力，而是高估自己運用軍事力量改變政治現實的能力。對川普政府而言，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不要重蹈同一種戰略思維的錯誤，誤以為能夠發動戰爭，斬首領導層，就代表能夠控制戰爭的結果，並帶來對自己有利的發展。由美國與伊朗的衝突來看，決定ㄧ場戰爭勝負的，不只是誰的軍力比較強、誰在戰場上佔了上風，更包括發動戰爭的合法性，以及能否承受戰爭所帶來的國內及國際政治、經濟的代價。顯然，川普政府並沒有從1956年那一場戰爭中得到教訓。
在美國的壓力及蘇聯威脅進行干涉之下，英法於11月6日停火並逐步撤軍；以色列則在美國持續施壓之下，於1957年3月撤出西奈半島與加薩地區。然而，埃及與以色列之間的根本矛盾並沒有因此得到解決。戰爭之後，埃及人仇恨英法與以色列之心更熾，欲報仇雪恨之情更切。1967年雙方再次爆發大規模的戰爭，也就是「六日戰爭」，埃及再度受到重創。
這場戰爭美國不但得罪了英法盟邦，打擊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士氣，甚至與以色列反目相向，但又得不到埃及總統納瑟的信任。另一方面，蘇聯在戰中的外交施壓得到了埃及的認同，戰後也在中東有了立足點。此後，中東地區的衝突不僅是地域性的問題，更成為美蘇全球戰略競爭中的一環。1957年美國國會通過「中東問題決議案」，確認中東國家之獨立與主權完整關乎美國的安全，美國準備使用武力以協助對抗由國際共黨控制的國家所發動的武裝侵略。此即所謂「艾森豪主義」。以前中東並無共產主義擴張的問題，艾森豪主義的提出，就可看出美蘇勢力在中東的消長了。
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給美國的核心教訓是：必須防止被盟友的局部利益拖入違背自身全球戰略的衝突；縱容或無力約束盟友的冒險行為會反噬自身信譽，並要承擔長期且昂貴的地區穩定責任。如今以色列與伊朗的對抗,使美國陷入同樣的惡性循環。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期中選舉之後會對伊朗再度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由目前客觀情勢判斷，以軍事威懾迫使伊朗妥協的可能性甚微，也無法迫使伊朗解除對荷姆茲海峽的封鎖及終止其核武的發展。雙方的核心矛盾難以依靠軍事力量解決。如果缺乏明確的退場機制與政治解決方案，選後的軍事行動可能演變成一場拖累美國經濟、消耗全球能源、並導致中東長期動盪的局面，在美國國內也可能爆發強烈的反戰情緒， 引發政治危機。
美國、以色列與伊朗的軍事衝突面臨10月27日以色列國會大選這個轉折點，大選的結果將牽動未來其安全政策與對伊朗的立場。不過，不論誰能執政，美國與以色列必須面對同一個問題：如何把軍事壓力轉換為可持續的政治安排。未來的發展，值得密切的關注。
70年前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提醒世人，戰場上的勝利不等於戰略上的成功。真正的強權，不只是有能力發動戰爭，更要有能力判斷如何在戰後建立可持續的秩序與穩定。若川普政府只重視軍事打擊的即時效果，卻忽略合法性、盟友關係、對手的政治意志與善後安排，那麼蘇伊士運河戰爭的歷史教訓，恐怕未被真正了解，美國也會重蹈英法的覆轍。
※作者為前駐以色列、印尼特任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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